楊樹達，訓詁學年夜師的“寂寞勤苦”
作者：王子今
來源：摘自《長安碎影》，王子今著，上海國民出書社2021年8月初版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學術一脈，不盡薪火傳受；學人百世，各有時代風格。假如回顧20世紀的學術創獲，雖經歷風雷霜雪，仍然滿山繽紛，令人琳瑯滿目。有名學者楊樹達師長教師的學術成績，就是此中水邊林下雖并不惹眼，卻發散出異常清芬的一簇。
楊樹達師長教師，字遇夫，號積微，湖南長沙人。生于1885年6月1日，卒于1956年2月14日。1897年，楊樹達考進時務學堂。1905年，官費赴japan(日本)留學，辛亥反動后回國，相繼任湖南高級師范學校教務長，湖南第四師范學校、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省立第一男子師范教員。1920年在北京師范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北京高級師范學校、北京高級農業專門學校任教。1924年，任北京師范年夜學傳授、國文系主任。1926年后任清華年夜學傳授、湖南年夜學傳授等職。
楊樹達師長教師著說宏富，多以極高的學術價值，在學界產生過宏大的影響。此中《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印書館1933年）一書，作為20世紀學術具有承前啟后感化的代表作之一，不僅被秦漢史學者和社會史學者視為必讀書，其學術視角與研討方式，對于一切關心中國歷史文明的讀者，也會有積極的啟表示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孔老漢子以江河運行比方歷史演進的說法，被許多人所接收。歷史確實一如江河，有“潮平兩岸闊”的緩漫的河段，也有“絕壁天懸，騰波迅急”的崢嶸峽路。分歧歷史時期文明節奏的差別，可以使人們產生分歧的歷史印象和歷史感觸感染。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道理〉批注》中曾經發表這樣的感歎：“吾人攬〈覽〉史時，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適寧靜之境，不克不及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道之所喜也。”反應了歷史上文明節奏屢有時代變換的事實，反應了“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瑜伽教室”的節奏急進的時代往往對于歷史文明有較顯著的推進的事實。
20世紀二三十年月，是眾所周知的亂世，可是以歷史節奏剖析的目光看，確實實現了李年夜釗等人熱情呼喚的“少年中國”。瑜伽教室值得留意的是，這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當時政治、軍事、文明、藝術等分歧領域中，幾乎均是青年才士各領風騷。
我們說當時社會生涯的諸多方面都表現出“少年”氣象，學術創造也是同樣。上海古籍出書社出于慧眼與卓識出書的聚集近代學術年夜師名著的“蓬萊閣叢書”，我們看到已經問世的19種，這些專著最後出書時作者的均勻年齡，不過41歲擺佈。楊樹達師長教師也是在動蕩的歷史佈景下，于亂中取靜的學術生涯中積累學識，發表論著，成績年夜器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說，史家的重要職責，是“見盛觀衰”（《太史公自序》），以發現和總結歷史的“盛衰年夜指”（《十二諸侯年表》）。我們假如以較為宏闊的會議室出租視界看歷史文明的全景，那么，“盛”與“衰”，就并不僅僅是指王氣的勃興與凋滅，又意味著一個歷史時期社會創造力總和的價值，意味著當時人們的思惟成績在人類聰明寶庫中的比重，也意味著這一時期文明進步的速率私密空間。也就是說，假如進行歷史的時代比較，不僅應當看到政治的“盛衰”，也應當對文明的“盛衰”有所重視。
或以為文章的剛柔，往往可以反應時代的盛衰，如西漢強盛，家教文章“雄麗而剛勁”；東漢少衰，“文辭亦視昔為弱”；唐代“國威復振”，“終有小樹屋舞蹈教室韓（愈）、呂（才）、劉（禹錫）、柳（宗元）之倫，其語瑰瑋，其氣奘駔，則與西京相依。”（章炳麟：《菿漢微言》）但是，我們留意到，歷史有政治的“盛衰”，又有文明的“盛衰”，政治與文明“盛衰”運動的波形，彼此間未必可以完整印合。瑜伽場地批準這一見解的伴侶或許會接收這樣的意見，即20世紀二三十年月雖然在政治上表現為極真個動亂紛爭，在某種意義上卻可以看作學術的亂世。
回顧中國近代學術史，可以看到楊樹達師長教師以其勤懇的學術實踐，為實現當時的學術繁榮作出了凸起的貢獻。
1921年，楊樹達師長教師完成《說苑新序疏證》。1922年，中華書局出書了楊樹達師長教師的《老子古義》二卷。這部書1926年又重版印行。1924年，《鹽鐵論校注》《漢書補注補正》與《古書疑義私密空間私密空間舉例續補》問世。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書《詞詮》與《中國語法綱要》。《詞詮》1954年又由中華書局出書。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書《高級國文法》，1931年出書《馬氏文通刊誤》及《積微居文錄》。1933年，世界書局出書楊樹達師長教師著《中國修辭學》，同年商務印書館出書了他的《漢代婚喪禮俗考》。1934年，商務印書館又出書了他的《論語古義》和《古書句讀釋例》，北京好看書局出書了楊樹達著《古聲韻討論集》。他的《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五卷《補遺》一卷，1937年亦由商務印書館出書。這部書的六卷增教學訂本，1955年再次由科學出書社發布。
楊樹達師長教師40年月面世的論著，有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年齡年夜義述》，以及講義本《論語疏證》《文字形義學》《甲骨文蠡測擷要》《文法學小史》《訓詁學小史》等。
20世紀50年月，中國學術經歷了特別的歷史變化。而楊樹達師長教師依然“勤于述作，既速且精，誠令人欽仰贊嘆”（周祖謨《致楊樹達》）。胡厚宣也曾致書贊嘆道：“小樹屋深覺束縛以來，關于甲金小學，惟師長教師著作最豐，發明最多，其貢獻之年夜，蓋衝破以往一切之學者。傾仰之至！”中國科學院1952年出書了他的《積微居金文說》，1953年又出個人空間書了他的《淮南子證聞》，他的《積微居甲文說》附《卜辭瑣記》亦于1954年問世。他的另一部甲骨文研討專著《耐林庼甲文說》附《卜辭求義》同年由群聯出書社出書。以《漢書補注補正》為基礎完成的《漢書窺管》，1955年由中國科學出書社出書。他的《論語疏證》由科學出書社出書。1957年，他的《鹽鐵論要釋》由科學出書社發布。
對于楊樹達師長教師的治學成績，學界評價極高。章太炎師長教師致書曾經夸贊道：“兄于治學可謂專精。”郭沫若師長教師亦曾致會議室出租書言：“我兄于文字學方式體會既深，涉歷復博，故所論列均證據確鑿，擺佈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量，至佩至佩！”董作賓師長教師致書亦有“深佩卓見”語，謂“公在課程忙迫中猶能作專精研討，貢獻古文字學者極年夜，敬仰之至”。陳寅恪師長教師致書亦稱：“當今文字訓詁之學，公為第一人，此為學術界之公論，非弟阿私之言。幸為神州文明自愛，不勝仰企之至！”于省吾師長教師致書對于楊著《積微居甲文說》也有“義證精確，發揮透徹，并世研契諸公無與對抗。欣佩之情，匪言可喻”的評價。胡厚宣師長教師也曾經在《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序文》中發表贊語：“（楊樹達師長教師）寫文章最多，不掉為五十年來甲骨學研討中最盡力的一人。”
陳寅恪師長教師在《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中，又重復了“當世學者稱師長教師為本日赤縣神州訓詁學第一人”的贊美之詞，并且說：“師長教師常日熟讀三代兩漢之書，融會貫通1對1教學，孤芳自賞。故其解釋現代佶屈聱牙晦澀艱深之詞句，無不文從字順，犁然有當于人心。”接著，陳寅恪師長教師又發表了如下一番感嘆：
百年以來，洞庭衡岳之區，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聞于世。師長教師少日即已肄業于時務學堂，后復游學外國，其同時輩流，頗有遭際世變，以功名顯者，獨師長教師講學于南北諸學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間輟。持短筆，照孤燈，先后著書高數尺，傳誦于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與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見者，肥瘠榮悴，固不雷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掉，全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嗚呼！自判辨以來，生平易近之禍亂，至本日而極矣。物極必反，天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陰森慘酷之世界而為明朗戰爭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喪文雅也，則國家必將尊禮師長教師，以為國夙儒宗，使弘宣我華夏平易近族之文明于京師太學。其時縱有進夢之青山，寧復容師長教師高隱耶？然則白發者，國老之象征，壞話者，亦儒宗所應具，斯誠可喜之兆也。又何嘆哉？又何嘆哉？
陳寅恪師長教師所說“青山”“進夢”“白發”“壞話”，指1942年教導部公布楊樹達、陳寅恪等師長教師為部聘傳授，楊家教樹達師長教師漠然處之，有“只要青山來好夢，可憐白發換壞話”詩句事。陳說提醒“功名”與“文明”之“肥瘠榮悴，固不雷同，而孰難孰易，孰得孰掉，全國后世當有能辨之者”，實在是極深入的富有歷史共享會議室主義目光的深見。
陳寅恪師長教師為王國維所撰紀念碑文，有強調學術自立的名言：“……唯此瑜伽場地獨立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50年月初，他在答復中國科學院請他擔任中古史研討所所長的意見時又說，“沒有不受拘束思惟，沒有獨立精力，即不克不及發揚真諦，即不克不及研討學術。”“獨立精力和不受拘束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存亡力爭。”“一切都是大事，惟此是年夜事。”（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陳寅恪師長教師為楊著所作序文“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的稱譽，亦體現了對于“獨立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的確定和堅持。有論者剖析說舞蹈場地，“這與其說是為楊樹達作序，到（倒）不如說是陳寅恪因感而發，表達了他對為人治學以及文明與時勢的遭際的心聲，錚錚有凜然之氣。”
1951年，中國科學院準備出書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積微居金文說》，楊樹達師長教師仍擬將陳寅恪師長教師的序文置于卷首，陳寅恪師長教師亦悵然批準。但是1952年中國科學院編譯出書局致信楊樹達師長教師稱：陳寅恪序文的“立場觀點有問題”。同年11月，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積微居金文說》出書，陳寅恪師長教師的序文公然被刪往。1952年12月6日，陳寅恪師長教師致楊樹達師長教師的信中說到此事：“手示敬悉。年夜著尚未收到。賤名不得附尊作以傳，誠為不幸。然拙序語意陳腐，將來恐有累年夜者，今刪往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積微居金文說》和陳寅恪師長教師的序文出書時的遭受，在他們風云變幻的學術生活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可是卻能夠反應其學術立場和學術品質。兩位學者的性情雖有差異，可是就堅持“獨立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而言，則意志配合。因此所謂“錚錚有凜然之氣”也罷，所謂“立場觀點有問題”也罷，正反兩種評價，其實是既可以聚會場地針對陳寅恪師長教師，也可以針對楊樹達師長教師的，盡管兩位師長教師言行之風格的緩急剛柔確實有所1對1教學分歧。
平生淡于“功名”，“持短筆，照孤燈”“寂寞勤苦”“不少間輟”的楊樹達師長教師在《積微翁回憶錄自序》中曾經這樣寫道：“余性不喜談政治。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仕途，便腐壞墮落，不聚會場地成拯救；遂畏政治如蛇蝎。由交流本日觀之，人在社會，決不克不及與政治絕緣。余往時所見，實為錯誤。至宦途腐爛，亦國平易近黨及軍閥之政權時這般，非所語于本日國民當局之時代教學場地也。昔年在京，往復論學之人有喜談政治者，而政治上犯年夜錯誤之人如陳獨秀者，與余雖未謀一面，然以討論文字學之故，亦曾有書札往還。此等皆屬學問上之因緣，與政治絕無關涉也。慮或誤解，聊復言之。”雖然檢討了往時之見的“錯誤”，可是因“慮或誤解”所作的解釋，依然使人覺得內心與所謂“中年涉世，見純潔士人一涉仕途，便腐壞墮落，教學不成拯救；遂畏政治如蛇蝎”有所分歧的另一種“畏政治如蛇蝎”的疑懼。
當然，所謂“人在社會，決不克不及與政治絕緣”，是人生的現實。學者崇尚“獨立之精力，不受拘束之思惟”，也并不料味著迴避社會牴觸，放棄社會責任。以楊樹達師長教師而言，抗戰時期“何當被甲持戈往，殺賊歸來一卷娛”（1939年12月24日詩），“卻喜健兒能殺賊，故探圣典記攘戎”（《六十述懷》詩）等教學場地詩句，都深抒“殺賊”壯志，飽含救亡豪情。他在1939年至1940年間開《年齡》課，所著《年齡年夜義述》一書1943年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書，“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年齡年夜義述自序》）可知抗敵救國之熱忱。其說其事，可以看作“故探圣典記攘戎”詩句的注腳。1946年，聞一多師長教師被暗殺，新聞傳來，楊樹達師長教師激憤至極，他在日記中寫道：“報載聞一多見刺逝世，本日真亂世也！書生論政，竟不克不及容，言論不受拘束之謂何哉？”悲恨之聲，至今讀來令人感動。
楊樹達師長教師以“禮俗”確定研討的對象，原意當包含禮儀軌制與平易近間風俗，而此中的禮儀軌制，天然與凡是懂得的政制分歧，實是一種因“俗”而生，又制約著“俗”，與“俗”始終存在親密關系的“禮”。“禮俗”，是社會生涯中特別值得重視的現象。但是，自50年月以來，“禮俗”，似乎已經加入了社會科學常用語匯。江紹本來生早年在北京年夜學的講義《禮俗科學之研討》，于80年月末經收拾出書，命名為《中國禮俗科學》（渤海灣出書公司1989年版），于是人們長期覺得陌生的“禮俗”一語，從頭進進讀者的視野中。
楊樹達師長教師作為國學年夜師，雖開初因語言文字學成名，于史學亦數十年積累創獲，多有杰出貢獻。1931年在清華年夜學任職時，從陳寅恪師長教師建議，“兼在歷史系授課以避國文系糾紛”，與史學于是有了更為親密的學術關系。
聚會場地楊樹達師長教師在《漢代婚喪禮俗考自序》中寫道：“往歲余治《漢書》，頗留心于當世之風俗，私以小冊迻錄其文，未遑纂輯也。會余以班書授清華年夜學諸生，諸生中有以漢俗為問者，乃依據舊錄，廣事采獲，成此婚喪二篇；見者頗喜其翔實，而予友曾君星笠乃見譽以為為史學辟一新徑途，余知其阿好，未敢以自任也。”曾運乾師長教師所謂“為史學辟一新徑途”，當然不是無原則的“阿好”，而是切實客觀的評價。
讀楊樹達師長教師關于史料的論說，使人聯想到傅斯年師長教師曾經強力主張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觀點。
傅斯年師長教師1927年在中山年夜學“中國文學史”講臺上傳授“史料略論”課程，于1928年發表《歷史語言研討所任務之旨趣》，都曾經幾回再三宣傳史料收拾與研討的主要性，30年月至40年月，他又發表《史學方式導論》《〈史料與史學〉發刊詞》等，反復強調“史學即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他在有名的《歷史語言研討所任務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我們反對疏浚，我們只是要把資料收拾好，則事實天然顯舞蹈場地明了。一分資料出一分貨，非常資料出非常貨，沒有資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年夜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天然有些也是多幾多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能夠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資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資料的手腕。資料之內使他發現無遺，資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往說。”
這種對于史料的絕對重視，其實并非有的學者所說，是將史學和史料學完整簡單地同等起來，從而否認了史學的思辨性和理論性，而是從史學之基礎的角度強調了史學的實證性、客觀性和科學性。
對于史料的收拾和應用，傅斯年師長教師倡導謹慎客觀的態度。他指出，“應用史料時第一要留意的事，是我們但要問某種史料給我們幾多知識，這知識有幾多可托，一件個人空間史料的價值便以這一層為斷，教學此外斷不成把我們的主觀價值論放進往”（《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史料略論》）。在傅斯年師長教師的觀念中，其實并不是以對于史料的收拾搜羅而有興趣下降史學的價值。
傅斯年師長教師的主張，獲得不少學者的贊同。可是真正依照這一原則從事史學研討并且獲得豐碩結果的學者并未幾。楊樹達師長教師及其學術同道們實證主義研討的勝利，恰是實踐這種對于“史料1對1教學學”予以特別重視的學風的典范。
責任編輯：近復
